此外还有政策工具，政府必须全方位、组合式地利用各种手段，包括金融工具、财政补贴、公共投资、税收政策。
他还认为，对现在和未来几代人来说，现在的选择至关重要。但从1982年到2008年，美国只有5％的时间处于衰退时期，且经济波动很小。
由此看来，尽管中国央行已经开始实行数字货币（DCEP），其他国家的央行如瑞典、南非和英国等也在考虑发行数字货币（CBDC），完全消灭纸币，估计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还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于是，在他们的眼中，就有了无形投资（intangible investment）和无形经济（intangible economy）这些概念。譬如，按照罗格夫在《现金的诅咒》后记中的数据更新，到2016年年底，美国流通中的现金已经从2015年的人均4200美元上升到4400美元，现金与GDP的比率也从2015年的7.4%升至7.9%（如果考虑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美联储迅速超发货币，尤其是大量印发美元现钞，这个数字更加恐怖。譬如，根据一些国际组织的统计，在1970年，全球债券加股票的总市值大约在 3000 亿美元以内，到1980也才为1万亿美元以内。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央行都主要是乃至在大多数期间里是唯一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且没有被人预期到的结果。
现在公众所需的纸币越来越少，M0即现钞在支付、广义货币和GDP中所占比率越来越少。虽然无形投资被他们视作为投资中的暗物质，但实际上它们现代经济体系中已经大量存在了。一方面，将扩大进口作为联通两个市场、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招，充分发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的功能，扩大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进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高质量发展。
但是，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并未参与这个循环，因此这个阶段国际循环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有限的。一方面，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高质量引进来，实现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转变。冷战结束后，各国普遍实施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开放参与国际分工，世界经济进入真正的大循环，形成美欧提供消费市场和服务、东亚经济体提供工业制成品、资源富集国提供能矿资源的三角循环格局。共建一带一路给国际循环变革调整带来新气象，也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载体。
我国既要建立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适应引领这个趋势，还要掌握在国际循环变革调整中的主动权，实现从国际循环的融入参与者向适应引领者转变，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三个阶段是经济全球化阶段。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跨国公司加快调整供应链布局，服务贸易蓬勃兴起，对国际循环变革发生催化作用。这种循环模式带来外围地区的财富枯竭与日益贫困，激起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强烈反抗，必然不可持续。二战后，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经济上形成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我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
我国坚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逐步探索形成发展导向的互联互通规则。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进入下行期，这个矛盾集中爆发出来，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三角循环格局在需求、供给、流通等环节的堵点断点增多，国际循环亟待朝着更加包容、更为畅通、更有活力的方向发展。近代以来，国际循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呈现由区域到全球、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提高国际双向投资水平推动国内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畅通。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进入专题： 国际循环变 。国际循环变革呈现趋势性特征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循环的变革调整是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出口竞争力带动相关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更加充分的竞争，推动国际市场供需平衡。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既要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并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还要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
伴随这些趋势，跨国公司有必要也有条件加快供应链布局调整，缩短生产与消费的空间距离，尽可能贴近市场实现快速回应。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传统产业出现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大规模颠覆性改造，技术和市场日益取代要素成本成为全球价值链布局的决定因素，过去国际循环的产业基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套规则以发展为导向，深化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建设，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以及规则标准软联通，不强求边境后规制统一，更能灵活适应不同国家的国情和利益诉求，必将对国际循环的变革调整产生越来越强的影响力。推动进出口协调发展促进国内国际供需良性循环。西方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形成中心—外围的产业间分工结构，呈现后者提供原材料、前者提供工业制成品的循环，财富源源不断由外围流向中心。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大市场循环畅通。
要看到的是，这个阶段的国际循环看似繁荣畅通，实际隐含了内在的、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最突出的是国家之间和阶层之间获益不均，全球贫富差距显著拉大。打造充满活力的市场需求环境、不断开放的市场准入环境和规范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全面优化外商投资服务，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发挥重大外资项目示范效应，更大力度吸引外资投向研发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中西部地区。
第一个阶段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这个阶段，我国以低要素成本为基础，抓住招商引资和扩大出口的重要机遇，形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模式，成为国际循环的重要参与者，但总体处于分工中低端。
在这三大动因作用下，国际循环的动力、模式和规则都将发生深刻的趋势性变化。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支持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将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融入国际循环的更多机遇。
应深入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弘扬开放、绿色、廉洁理念，推进战略、规划、机制对接，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打造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设施联通网络，推动贸易投资合作优化升级，完善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服务体系，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从需求看，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所以，中国其实是广义上的绿色发展，碳排放只是其中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经济体，人均GDP1万美元发展阶段，在碳中和目标巨大压力之下，仍要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这在发达国家行列未有先例。
大家都有一个说法，30、60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怎么理解?从挑战来讲，有两个约束条件。这样就会明确各相关主体的减碳责任，并在一定时间内实现账户平衡。
广义上来讲，除了碳之外，其他污染物、生态修复、经济增长，这几个因素也要建立绿色责任账户，目的是界定产权和责任。谈一个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就是在碳中和的背景之下，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绿色转型问题，对此我简要地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之下，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少吃草、少排放，甚至零排放。也就是说，我们要采取低碳和零碳的绿色技术和产业体系，同时实现高的增加值和比较高的增加速度，力争实现减碳和增长双赢。
本来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传统发展道路，就是高碳排放下实现较高的增长。中国的优势在于，有利于形成商业模式。绿色技术和以前的技术有什么区别?我想提出三个目标。现在绿色转型是一个换赛道的新机遇，中国有成本优势、需求优势，再加上技术，已经有相当的技术积累，中国的技术企业也将更多的去争取创新。
这些年国内搞了不少碳排放交易市场，但业务开展得并不理想。原因在于光靠自愿减排很难持续。
这样看来是否会比较悲观，但其实是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问题。最近我们也在做碳账户的研究，把刚才讲的几个因素放一起做成了一个资产负债表，可以建立起各级政府，包括国家、省、市、区，每个企业和每个人的碳和绿色的责任账户，这样我们就明确了责任，为下一步开展市场交易，推动减碳打下较好的基础。
讲碳中和、讲绿色发展，界定责任了以后，各人自扫门前雪，世界就很清洁。这种办法有优点，行动比较快，短期之内也能见效。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